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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剧场之夜,因满足了观众的预设而令人心满意足,有些则重塑了人们思考与审视艺术的尺度。前段时间,我在德国柏林乌拉尼亚剧院观看的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与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专场晚会,便属于后者。
初识婺剧者,往往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适应陌生的唱腔与音乐语言;另一方面,舞台上呈现的是西方习惯割裂看待的元素——歌剧与杂技、严肃艺术与民间戏曲、叙事呈现与肢体绝技。婺剧并未刻意否认这些界限,而是直观地证明了以上划分标准的机械。演员们凭借卓绝的个人功底与天衣无缝的默契配合,将这种融合展现得淋漓尽致。
婺剧《三岔口》是武打与戏剧高度融合的典范,其展现的正是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中国表演艺术深为着迷之处——对身体的绝对掌控并非为了模拟自然主义式的打斗,而是一种对特定情境的自省式引用。《天女散花》依托于婀娜的身段手势与优美的唱腔艺术,展现了婺剧“文戏”的一面,《抬花轿》则更具民间质朴气息与喜剧色彩。
最令人着迷的瞬间,当属舞台绝技《变脸》。在西方,它常被误解为纯粹的杂耍魔术,但这场表演清晰展示了其在戏曲情境中的艺术价值。精湛的技术清晰可见,幻术效果完美无瑕,但观众又能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幻术——这恰是布莱希特所阐述的间离效果。
随着压轴经典剧目《三打白骨精》登场,许多此前在独奏或折子戏中各放异彩的演员再次亮相。故事通过唱腔、打斗、杂技绝活与极具表现力的身段得以娓娓道来,正因情节浅显易懂,婺剧的核心魅力才愈发凸显:它并非主要依托语言叙事,而是通过肢体举止来展现内涵。美猴王的超凡能力显现在其跳跃的精准与动作的利落干净之中;白骨精的狡黠阴险则体现在其变身的迅捷。婺剧所扎根的武术功底,在此化为了塑造角色的语言法则。
探讨西方戏剧如何借鉴中国戏曲,不可避免地会提到布莱希特。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名家梅兰芳的表演,这对间离效果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曾将中国戏曲演员描述为“并不与角色融为一体,而是自省地‘引用’角色,甚至审视自身的动作,从而制造出一种审美距离。”
有研究认为,布莱希特的解读建立在一场误读之上,这种误读并非源于文化差异,而是源于媒介视角的错位。布莱希特是通过电影的视角去审视梅兰芳的表演,这受到他早期接触无声电影经验的影响。梅兰芳的本意是让观众陶醉倾倒,而非感到惊诧或疏离。中国戏曲绝非以“间离”为表演追求。然而,这场误读产生了积极的果实,让布莱希特在中国戏曲中看到了他自身戏剧变革所需的养分。
在我看来,婺剧或许比京剧更为直观地昭示了中国戏曲是如何从肢体纪律、武功技艺与民间戏剧中滋养孕育而生的。在西方传统歌剧里,躯体往往只是声乐的载体,肢体动作退居于演唱之后。而在婺剧之中,身体则是平起平坐的表达媒介。婺剧与马戏杂技皆展现出卓绝的肢体技巧、严苛的纪律以及对显性技艺展示的追求。然而,婺剧绝非马戏,其中技艺完全服务于剧情、角色与情感。婺剧演员对身体的驾驭来自数百年来武艺、表演与音乐相交融的深厚传统。
(作者哈特穆特·雅恩系德国美因茨应用科学大学电影设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