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对芬兰有所了解，是读到古斯塔夫·约翰·兰司铁（Gustaf John Ramstedt，芬兰语言学家）著作的英译本——Seven Journeys Eastward,1898-1912: Among the Cheremis, Kalmyks, Mongols, and in Turkestan, and to Afghanistan。近年来，有青年学者将其汉译为《七次东方旅行记》出版，我则在早年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将该书译为“七次东行”，还移用了一幅该书的照片，图片上那位高大的洋人就是兰司铁。兰司铁从19世纪末开始，七次深入蒙古语地区收集资料，随后编纂了卡尔梅克语词典，完成了喀尔喀蒙古语音系研究等著述。由兰司铁的学生整理出版的、他构思许久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则是这一领域无法绕开的巨著。

　　我读着兰司铁的旅行记，感到最好玩的是他到处打听民间的故事家，请他们给他讲民间流传的歌谣和故事。在他丰富的田野记录中，还包括了蒙古史诗的诸多片段，这让我大感兴趣。有个值得一记的插曲，他居然在库什卡找到了两名来自阿富汗的莫戈勒男人（Moghol），采集到濒危的莫戈勒语材料。他们属于蒙古帝国西征驻屯军的后裔，族群规模很小，语言濒临消亡。

　　芬兰语具有元音和谐、词尾粘着、名词无性、动词变位繁复等特征，与蒙古、突厥、通古斯诸语言类型相似。当年语言学界曾据此将芬兰语、匈牙利语（乌拉尔语系）与阿尔泰诸语言归入一个大的发生学家族，称为“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这一假说后来被主流学界放弃，原因是这些语法共性是类型学趋同与长期区域接触的产物，并非源自共同祖语。甚至旧有的阿尔泰语系同源假说本身，如今也受到广泛质疑。但这场学术史上的“语言攀亲”，却带来一个意外后果：芬兰与匈牙利，都涌现出一批深耕阿尔泰学、蒙古学的重要学者。如匈牙利的阿尔明·万贝里（Ármin Vámbéry）和拉约什·李盖提（Lajos Ligeti）、芬兰的马蒂亚斯·亚历山大·卡斯特伦（M. A. Castrén）等。

　　芬兰地处北欧，赫尔辛基是全国最南端的大城市，纬度比哈尔滨高得多。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一年里的光明与黑暗的分配非常不均匀。我第一次领受芬兰的夏天，是1995年6月底到7月初参加芬兰民俗学暑校（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在约恩苏大学梅克里耶尔维研究站（Mekrijärvi），来自几大洲的青年学者，围绕关于传统、冲突和文化认同等话题，分组展开为期两周的讨论。那地方靠近俄芬边界，正是“卡勒瓦拉诗歌的故乡”。我所参加的史诗小组，两位导师是芬兰的劳里·哈日维拉提（Lauri Harvilahti）和美国的约翰·弗里（John Foley）。我1988年夏天在新疆的首届《江格尔》国际学术会议上，见过这位劳里教授（中国学界称其为“小劳里”，以区别于年纪大些的劳里·航柯院士）。在我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小劳里成为我的朋友兼同道，我们有过多次学术合作。至于弗里教授，他后来成为我的博士后指导教师，我们之间的往来就更多了。

　　现在回想起来，该暑校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持续支持，展现了极高的专业水准。授课教师中，有德国的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美国的弗里和鲍曼（Richard Bauman）、芬兰的航柯院士（Lauri Olavi Honko）和西卡拉院士（Anna-Leena Siikala），以及后来担任芬兰文学馆馆长的语言天才小劳里等，这个教师阵容堪称超一流。而学员中，有后来成为爱沙尼亚著名民俗学家的瓦尔克（Ülo Valk，曾担任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会长），他和我一道于2019年在美国巴尔的摩举行的美国民俗学会第131届年会上，同时获得美国民俗学会“荣誉国际会士”称号（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s Honorary International Fellows）。当时，他是学员中最爱讲笑话和幽默故事的人，常常引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所以印象特别深。我们之间后来一直有联系，我曾代母校邀请他来华从事学术交流活动。

　　芬兰有超过18万个湖泊和差不多同样多的岛屿，不晓得为何居然长期被叫作“千湖之国”，实在是对它的悍然矮化。到处是水，环境清洁，后果就是夏天的蚊虫多到无法想象。站在屋外交谈时，随时要手舞足蹈。头顶上盘旋的蚊子，就像是一缕烟雾。给与会成员发放防蚊子的喷雾剂和口服脱敏药品的，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就这一次。穿牛仔布衬衣和厚布裤子，在头颈等部位用足喷雾剂，是保证五官不被叮咬肿胀变形的不二法门。为躲避千湖之国的蚊子，蒸汽缭绕的芬兰浴室，有冰镇啤酒的厨房，都是我们这些年轻学员们谈天说地的场所。

　　7月的北欧独有的壮丽“白夜”，让这次暑校经历变得终生难忘。时近午夜，太阳低斜西天，暖黄余晖浸染林间树梢，天地间温柔明亮，恰是该入睡休憩的时刻。凌晨偶然醒来，抬手看表，时间是3点，撩开厚重窗帘看出去，窗外已然天色灿然，光亮耀眼，全然一幅白昼景象。

　　多年后再次来到赫尔辛基，赶上大冬天。冬至的芬兰，进入与夏季“白夜”正好颠倒的“黑昼”季节——白天极短，上午十点多天亮，常是那种阴郁的、灰蒙蒙的天色，下午三点后迅速转黑。吃过早餐，走出酒店大门，湿漉漉的街道上，车灯晃眼，更显出漆黑的天色。购物中心和交通枢纽，灯光亮如白昼，人头攒动，但听不到喧嚣声，给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忙过白天的工作，到了该喂饱肚子的时刻。市中心有几家以拉普兰为号的餐馆，踅入一间老店，木板护墙上挂些民俗物件和看着就年深岁久的图片，座位上铺着驯鹿皮。驯鹿肉的菜肴，从舌头到心脏一应俱全。窗外暗夜无边，屋里灯光温暖，吃客们软声细语说些什么，角落里偶尔传来酒杯相碰的清响。慢慢看过菜谱，点一客煎到五分熟的驯鹿肉排，配上越橘红莓酱汁，细细咂摸柔嫩紧实的鹿肉，再用苦味艾尔啤酒消除舌尖的酱汁甜意，就感到这一天有了不寻常的韵味，终日未见天光的心绪，也被慢慢抚平了皱褶。

　　该回国了，我就想带一点土特产。老市场大厅里，运气好可以买到熊肉罐头。芬兰的棕熊每年有猎捕限额，肉制成罐头出售，价钱不便宜，一小罐相当于一顿正餐。我买来尝尝——肉色深，纤维粗，味道浓，隐隐感到些野气。熊在北方诸民族中是神圣的动物。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第四十六歌就是关于猎熊和熊宴的。当地人们把熊叫作“森林的金苹果”，猎人若要将熊请回村落，需要履行郑重其事的仪式。这就让我想起蒙古族（特别是布里亚特、达尔哈特等北方部落）和达斡尔族中，都保留着古老的熊崇拜民俗，它们同属北方狩猎口头传统，都以亲属称谓指代熊。猎熊之后，都有安顿熊骨、抚慰熊魂的仪式，也流传人熊同源的古老神话。其中，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熊祭仪轨最为完整，且用таабай（祖父/老爷子）指代熊；达斡尔族则将熊奉为萨满体系中的重要神灵，称熊为 “鄂特日肯”，即老头子。再早几年，曾读到英国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组卡洛琳·汉弗蕾（Caroline Humphrey）的文章《一则关于熊和男孩变为男人的达斡尔神话》，感到有趣，译为汉文发表。这时，看着熊肉罐头，联想到关于熊的种种故事和禁忌，就觉得熊不再是猛兽，而是人格和人性的复杂投射。

　　夏的白夜明媚和冬的黑昼沉郁，是我对芬兰难以磨灭的印象。

　　（作者：朝戈金，系内蒙古大学北疆语言文化交融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