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艺术剧本创作应当关注时代课题、蕴含时代精神，戏曲剧本也不例外。这一观念放在如今是常识，但当我们将目光拉回百余年前，情况却非如此——彼时传统戏曲剧本缺少此种意识，也时常受到当时的新文化精英的批评。一代戏曲人在新文化运动、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面对外界的质疑与抨击，用精彩的创演实践拼出一条出路。其中，对剧本创作参与较多，对自身戏剧理想与文化关怀自觉性较高、表达较为系统充分的京剧程派创始人程砚秋，是一个典型代表。从程派演剧实践看戏曲剧本创作的时代精神，回望来路，对当下及未来的戏曲创作不无启发。

　　程派剧目剧本创作体现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角度，是主人公的精神气质。程砚秋塑造的女主人公，大多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顽强的生命意识，这在此前的戏曲剧本中并不多见，同期稍早的其他戏曲大师的新戏，对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把握也不像程砚秋这般留意。

　　程派名作《红拂传》的内容题材与《西厢记》《牡丹亭》等传统作品有相似之处，但佳人红拂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没有“天降才子”或“热心红娘”帮她解决，无论女扮男装逃出相府，还是“灵石店梳妆”巧妙规避李靖与虬髯客的冲突，红拂聪慧之余更见独立、机智与胆识，红拂的最终归宿也源于其自主选择。如上种种，显示出红拂与“杜丽娘”“崔莺莺”们的显著差异。

　　程派名作《青霜剑》借看似老套的外壳，表达了全然不同于以往“贞洁烈女殉夫”故事的内核。主人公申雪贞拼死为夫报仇，并非出于节烈、一日夫妻百日恩等观念，而是来自“到如今雪沉冤贼把命丧”的洗雪冤屈、伸张正义的朴素理想和“来共你泉台下地久天长”的夫妻情深，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追求和情感属性。尽管若干年后，程砚秋回忆罗瘿公的创作动机时表示，《青霜剑》“是写一个弱者以鱼死网破的精神来反抗土豪劣绅”，这与剧本实际的笔墨侧重似有出入，但主人公具有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是没有疑问的。

　　程派剧目剧本创作之时代精神，还体现在作品的思想主题上。尤其是到了程砚秋思想和艺术较为成熟的时期，程派作品聚焦现实社会、回应时代课题的意图表现得相当强烈。据剧作家、理论家翁偶虹回忆，程派名作《荒山泪》是由程砚秋提供主题思想，再由金仲荪执笔写成的。程砚秋表示，“战争无已，颇想借戏剧之力，以消弭战祸”，“《荒山泪》似乎是诅咒苛捐杂税，其实苛捐杂税只是战争的产儿，所以这个剧实是非战的”。因此，该剧又名《祈祷和平》，结尾处借主人公之口直呼：“愿世间从今后永久太平。”反对战乱、渴望和平的主题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又针对当时社会状况、深具现实关怀。与此异曲同工的是程派名作《春闺梦》。这部戏情节并不复杂，胜在结构精巧，通过梦境与现实的切换，用一个家庭的破碎展示战争带给人们的戕害。

　　而对于程砚秋早年常演，也颇受观众欢迎的《花舫缘》《玉镜台》《梨花记》《风流棒》《玉狮坠》诸戏，程砚秋后来的评价都不高，认为这都是罗瘿公“为求减少我的生活危机，宁肯牺牲他的高尚思想，于是他又迁就环境”，才写下的作品。纵然这些作品相当叫座，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程砚秋也几乎不再演出了，体现出程派演剧实践对剧本思想内容、主人公精神气质的高标准、严要求。

　　单独考察程派剧目剧本的特点，还不足以充分认识其时代精神，“回到历史现场”是增强认识深度的一个重要环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京剧、昆曲等所谓“旧剧”不断受到来自新文化界的批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主力都曾对戏曲“痛下杀手”。欧阳予倩认为，“一剧本之作用，必能代表一种社会，或发挥一种理想，以解决人生之难问题，转移误谬之思潮”，但很遗憾，受新文化熏陶启蒙的文化人士普遍认为旧剧的剧本无法令人满意。他们感到旧剧在文学上、美学上缺乏价值，剧本不关心社会现实，在价值引领方面存在问题。

　　除了剧本，旧剧程式化、虚拟性等表演形式和特点，遭遇更为猛烈的抨击。旧剧的武打等被指作“百兽率舞的怪相”，胡适一度认为京剧表演程式属于“遗形物”，“于戏剧的本身全不相关，不过是历史经过的一种遗迹”，“很可阻碍戏剧的进化”。由此看来，彼时戏曲所面临的不只是审美判断，而似乎是生死存亡的危机。因而，戏曲人以演剧实践关注社会现实、表达思想观念，不仅是一人一派的创作取向问题，而且是对周遭指责做出的有力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出走”的红拂堪比戏曲界的娜拉，其隐约可见的对话对象正是“文学进化”“易卜生主义”等当时文化界、戏剧界流行的新思想、新观念。

　　以上仍不是事情的全部。新文化界人士与以程砚秋为代表的旧剧从业者之间看似剑拔弩张，其实有着隐蔽而深刻的共同点。陈独秀在《论戏曲》中大笔一挥：“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陈独秀认为，“唱戏一事，与一国的风俗教化，大有关系”。这与程砚秋“戏剧是以人生为基础的”“一切戏剧都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绝不是把来开心取乐的”等观念如出一辙。程砚秋认为，演剧活动要“一则从意义上去认识戏剧的可演不可演，二则从观众的情感上认识戏剧的宜演不宜演”，认为京剧应该“完全成为摩登的社会教育”。

　　不难发现，当时，不论守护旧剧的人还是批评旧剧的人，都对戏剧打动人心、传播思想、引领风尚、凝聚共识的作用极其认可、看重，对文艺的社会功能有着深刻共识。如今，我们呼唤文艺作品承载现实主义情怀、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也与前人一脉相承。

　　正如鲁迅一面劝年轻人“少读古书”，一面自己成为学问大家一样，胡适批评旧剧的同时，也没有停下听戏、与戏曲从业者保持友谊的脚步。这种有趣的“割裂”显示出新文化界诸公个人趣味和文化立场间的某种微妙错位。或者说，口头笔端那些情绪化色彩浓重、时有极端之论的批评，其实是种爱之深、责之切甚至有意矫枉过正的策略化表达，最终目的还是希望文艺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动力。

　　从程派演剧实践看戏曲剧本创作的时代精神，应该系统把握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中观照戏曲的发展历程，能够为当今戏曲守正创新、繁荣发展提供有益参照。（罗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