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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如何让非遗技艺插上数字化“双翼”,实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尤为重要。
当前,非遗技艺数字化正从单项、平面、现象化向综合、立体、本质化转变,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面临数据匮乏、区域失衡、机构协作困难、数据处理与存储所受重视不够等诸多挑战。通过构建非遗知识图谱、建立分级采集标准体系、形成非遗数字化保护共同体等路径,可以实现非遗资源的标准化采集与高效利用,从而推动非遗保护,为非遗传承与创新注入新活力。
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的困境
一是数量匮乏且区域性失衡。当前,我国对非遗保护方面的工作重视度较高,在非遗技艺数据采集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非遗技艺数据采集后形成的存档数量与整体相比依旧较匮乏,与现有非遗技艺种类门类占比之间存在着明显偏差。同时,区域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东部沿海地区非遗数据库建设较为完善,数据采集量大且质量较高。例如,浙江、江苏等地的非遗数据库收录了大量省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信息。相比之下,西部地区非遗数据库建设较为滞后,数据采集量较少。以西藏为例,其非遗数据库在数据完整性、系统性方面存在不足。这种区域失衡不仅影响了非遗数据的整体性,也制约了西部地区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二是市场从业机构多但协作困难。在非遗数字化采集过程中,市场从业机构众多,但协作困难。地区文化馆、科技公司和高校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标准和协调机制。文化馆侧重资源收集与整理,但技术与资金不足;科技公司技术先进,却缺乏对非遗内涵的理解,且逐利性使其在文化保真度上存在偏差;高校虽有理论和技术优势,但与实际应用结合不够紧密。此外,部分商业机构以利润为导向,与非遗传承人追求文化认同和收入提升的利益诉求相冲突。这种利益矛盾和缺乏顶层设计的局面,导致非遗数字化协作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整体进程。
三是数据采集后分类、标识处理、存储的重要意义未被普遍重视。分类体系的不清晰导致数据管理混乱,难以实现高效查询与应用。同时,数据采集过程中存在语义缺失现象,非遗技艺的文本、图像等资料缺乏精准的语义标注,影响了非遗知识的深度挖掘与关联。此外,工艺流程数据未与知识图谱有效关联,导致非遗技艺的动态过程无法在知识图谱中完整呈现,限制了非遗知识的可视化与传播。这些问题不仅影响非遗技艺的数字化保护,也制约了其传承与创新。因此,构建清晰的分类体系、完善语义标注以及将工艺流程数据纳入知识图谱,对于非遗技艺的数字化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案例研究
作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试点单位,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四年持续探索和创新实践,通过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实现了海量文化资源数据的底层关联、夯实基础研究。同时,集团深度参与国家文化大数据相关标准制定,包括非遗技艺数字化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
2023年起,中国数字文化集团苏州采集中心对苏州博物馆、苏州戏曲博物馆及苏州丝绸博物馆等馆藏文物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并在苏州吴中区对当地部分非遗技艺进行了数字化采集。例如,对核雕(光福核雕)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宋水官的非遗技艺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包括记录传承人以口传、项目实践演示、公开课、现场指导等方式教授徒弟、学生的完整过程。该项目通过以某一个故事、某一创新技艺为切入点,生动而全面地展示了非遗技艺传授、学习及实践的全过程。
非遗技艺数字化保护路径探析
从数字化技术及相关的大数据分析技术、虚拟再现技术、体感技术、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来看,从不断深入的非遗保护需求来看,未来,非遗数字化保护可通过以下路径,进一步探索。
一是构建非遗知识图谱。非遗技艺数字化正从单项、平面、现象化向综合、立体、本质化转变,从基于语义、语句的数字化向基于语词的数字化演变,从单纯保存性数字化向研究性、传承性、应用性建档数字化发展。知识图谱的构建是推动非遗技艺数字化深度发展的关键,可实现非遗数据的关联化、结构化和可视化,为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有力支持。
以传统戏剧类非遗数字化后的建档存储为例,中国数字文化集团在“十三五”期间执行了“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录制了104部京剧剧目,形成了“中国京剧数据库”。在存储过程中,技术人员根据不同维度,将采集到的视频数据拆分成多个层级,如以行当库、头饰库、戏曲音乐库为代表的二级库,以生库、旦库、净库、丑库为代表的三级库,以青衣库、花旦库、老旦库、武旦库为代表的四级库。这些分层存储的数据为知识图谱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节点和关系。通过将京剧的行当、服饰、音乐等元素关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图谱,不仅可以更直观地呈现京剧的内在结构和文化内涵,还能为研究者、传承人和爱好者提供更便捷的查询和分析工具,推动非遗技艺的深度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二是建立分级采集标准体系。通过动态分级标准,根据不同项目的濒危程度和文化价值灵活调整采集策略,从而实现精准保护与高效利用。例如,对于濒危项目,可采用抢救性采集标准,以raw格式原始数据和口述全息音像为核心,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对于重点项目,可开展研究性采集,结合多模态数据和知识图谱,实现非遗技艺的深度挖掘与知识关联。对于常规项目,可开展普及性采集,利用三维模型和基础元数据,满足日常保护与传播需求。这种分级采集模式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分配,还能为非遗数字化保护提供标准化、系统化的操作指南。
三是形成非遗数字化保护共同体。由政府主导建立“采集联盟”,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政府、文化机构、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的非遗数字化保护共同体。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明确各方权责,构建统一的非遗数据库和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实现非遗资源的标准化采集与高效利用。完善非遗数据确权与交易机制,明确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为非遗数据流通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建立数据资产评估和交易平台,促进非遗数据的合理定价与高效流通。通过政府主导与市场化机制的结合,非遗数字化保护将实现从单向保护到多元协同、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活力。
非遗技艺的数字化采集不仅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文化创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非遗技艺数字化采集响应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通过构建标准化的采集体系,推动非遗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非遗数字化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实现非遗全民共享,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衣葛淼子 作者单位: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