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作为我国新春佳节中一种独特的传统民间艺术，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是见证我国春节文化发展的“活化石”。然而，在农耕时代繁荣过的年画艺术曾在清末西方现代印刷技术冲击下濒于凋零。新文化运动后，鲁迅等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的价值，使年画再次绽放在文艺百花园中。延安时期，新木刻艺术思想在延安传播，并与革命故事、传统民间文艺融合，在延安文艺中异军突起。新中国成立后，年画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在内容、创作技巧和传播等方面有长足进步，但商品经济时代到来后，年画的发展逐渐陷于困境并面临转型。新时代，年画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传承，并继续绽放其特有的光彩。

　　年画艺术的“复活”

　　中国的年画艺术从汉代就开始出现，明清之际迎来全盛。但随着清末西方现代出版技术的传入，传统雕版印刷技术及其衍生艺术，如传统年画等遭到巨大冲击，并逐渐式微。面对传统年画艺术的沉默，鲁迅、郑振铎等人开始有意识地收藏优质年画，并发起新兴木刻运动，改变年画等传统木刻艺术偏重技术和复制、轻艺术表现和加工的面貌，让年画以一种具有创造价值的现代艺术形式重新进入民众视野，促进包括年画在内的中国传统木刻版画艺术“复活”。为此，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鲁迅大力介绍了诸多西方及苏俄的现代版画作品，编辑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艺苑朝华》等多本专门刊登西方木刻版画的画册，并对梅菲尔德、珂勒惠支、毕斯卡莱夫等人的现代木刻艺术进行了分析和传播，为现代年画艺术的新生注入外来力量。同时，鲁迅还倡导从年画等传统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在他看来，传统木版年画蕴含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民族特色，只有积极从其中汲取养分，才能真正创造出既符合时代需要又凸显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使观者一看便知是中国人和中国事”。

　　此外，鲁迅还意识到年画等木刻版画在文化普及方面有鲜明优势，能作为唤起民众革命意识的重要工具。一是年画创作时间短，“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印了出来，分给别人，比别种作法的作品普及性大得远了。”二是因为创作成本低，“木刻无需多花钱的，只用几把刀在木头上划来划去，就可以成为创作。”因此，他积极鼓励“一八艺社”、野风画会、左翼美术家联盟等美术社团成员和全国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坚持创作木刻版画，并将其作为文化救国的工具。在鲁迅等人努力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包括年画在内的传统木刻版画艺术领域逐渐形成了一批拥有较高现代美术素养和革命热情的创作者，并出现了《牧羊女》《午息》《收获》等优秀作品，还确立了走向大众的发展方向，年画乃至现代美术迎来了重要的变革。

　　年画艺术在延安时期异军突起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愈发凸显，延安逐渐成为革命圣地，吸引着全国各地有为青年的到来，其中包括大量青年美术家，如江丰、胡一川、沃渣等。他们将新兴木刻运动思想带到延安，将新兴木刻艺术的创作技巧快速传播，同时还对年画艺术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改造，让其在延安真正成为一门走向大众的、人民的艺术。

　　首先，他们将农村生活、革命战斗等素材融入创作，丰富年画艺术的创作题材。来到延安后，广大美术工作者就逐渐意识到国统区的创作题材不能准确反映延安真实面貌，因此，逐渐将农村的人、事、物融入创作中。1939年春节期间，江丰、沃渣等将陕北农民、战斗和农业劳动等元素融入创作，绘制了《保家卫国》《春耕图》等年画。这些年画既宣传了党的各项政策，又美化了生活环境，受到当地农民喜爱。其次，他们将陕北传统民间艺术融入创作，丰富年画的创作技巧。由于之前对西方现代木刻版画有较多借鉴，一些青年美术家来到延安之初，仍延续了使用黑白对比色的创作技法，但这一风格与广大农民审美习惯不符。为此，大批美术工作者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向民间艺人学习，从陕北剪纸、窗花等民间艺术中取经，并最终创作出大量具有中国文化意蕴的特色年画作品。再次，他们充分开展年画创作理论研讨，明确年画创作主旨。延安年画创作者十分注意将年画的创作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促进年画健康发展。1945年，在延安年画展讨论会上，文艺工作者总结了关于年画创作的10条经验，使年画的创作有了更为理性的自觉。

　　可以说，延安时期，经过改造的年画，呈现出一种健康质朴、昂扬向上的面貌，并“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我国年画艺术乃至现代美术的进一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年画艺术的推广与改进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给年画艺术家带来了新的创作动力和灵感；新的画家加入美术队伍，为年画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再加上出版和印刷的技术设备更为先进，年画艺术迎来了有利的发展时机并取得了较多成就。

　　首先，年画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年画艺术，并引导年画继续为工农兵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1949年11月23日，原文化部发布《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并要求“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其次，理顺了年画发展的体制机制。新中国成立后，年画创作有了更完善的组织、人才等保障，明确了政府部门和群团在年画创作和发展中的职责，并且建立了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和评价机制。再次，加强了对木版年画的挖掘、抢救、整理等。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多年的战乱、经济落后、缺乏保护观念等原因，许多宝贵的传统年画作品消失，不少年画生产作坊也停业了，一些传统年画制作技艺濒于失传。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组织力量对一些传统年画进行了挖掘和保护，并将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等地的许多珍贵年画进行整理和重印。最后，开展了对木版年画的研究和传播。各地普遍成立了年画的专门研究机构，如上海年画改进会、山西新年画委员会等，这些机构通过组织各类年画研讨会、座谈会，对年画的创作理念和技巧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同时，加强对年画艺术的广泛传播，通过举办各类年画艺术展览，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还成为连接全世界华人华侨的文化纽带。

　　新时代作为非遗的年画的传承

　　改革开放后，年画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但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群众的审美习惯和市场需求日益多元化，年画面临销售市场逐步萎缩、制作工艺不断退化、传承工作后继乏人等问题。虽然如此，但其作为“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随着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日益凸显。2003年初，原文化部等部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年画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得到更多关注。从此，年画的发展重点从大规模创作，转为保护和传承。结合现代以来年画艺术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可以继续尝试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加强年画的整理、认定、保存和研究工作。对一些有价值的传统年画，加以搜集整理、建档归类、及时鉴定。同时，对年画进行扫描，建成年画数据库，方便年画的研究和传承。另外，还可以鼓励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年画的专项研究工作，充分挖掘年画的当代价值。其次，开展多样化的年画展览和宣传活动。年画要充分发挥其价值，还需要让更多人能够直观认识、了解甚至喜爱上年画，从而让年画真正“活”起来、更好地“用”起来。再次，积极培养年画专业人才，促进年画行业发展。一是培养一批懂专业的研究人才。年画的研究是一项基础工作，单纯依靠市场配置人才资源有较大难度，还需要各级政府在年画研究人才培养上给予政策的倾斜和帮扶。二是培养一批懂经营管理的人才。近年来，传统文化融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范例越来越多，在坚持保护年画资源的前提下，将年画元素融入年节产品及其他文创产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培养一批懂得年画管理经营的专业人才十分必要。

　　现代以来年画从濒于消失到重新发展，再到繁荣和转型，不仅证明了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更表明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合理利用能成为促进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结合年画艺术的发展历程和特质，多管齐下推动其在新时代的发展与传承，正是我们当下要做的。（徐佳佳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