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冬康

　　台州乱弹资深作曲家、传承人，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师从音乐家周大风，台州词调和台州滩簧融合进台州乱弹的创始人。一生致力于台州乱弹事业，编写了台州乱弹二十余本大戏、三十余本小戏的音乐唱腔。其作品和个人在全国、省、市比赛中获奖无数。

　　已71岁高龄的朱冬康，是台州乱弹还在继续创作的两位作曲之一。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精品迭出，奋战在为台州乱弹作曲的第一线。

　　下面请听

　　台州乱弹“非遗”传承人

　　朱冬康先生的口述

　　我与台州乱弹的情缘

　　01

　　1947年，我出生在原黄岩县桐屿乡（今属路桥区）一户普通家庭。4岁那年，母亲去世，我与父亲相依为命。

　　我从小喜爱音乐，擅长吹拉弹唱，甚至自己做一把二胡拉着玩。后来上学念书，我也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

　　1964年上半年，我即将从路桥中学毕业。那时，黄岩越剧一团和二团合并，要从全县的学校里招男演员。剧团的领导便跑到各个中学，对一些文艺苗子进行初试。轮到我们学校时，我的音乐老师把我叫去参加初试，与我一同参加的共有8人，包括我在内的3人通过了初试。

　　复试是一个多月后，地点在黄岩第一小学，全县参加复试的近100人。复试很严格，考生要走好几个教室，在这个教室考完踢腿，到另一个教室考演唱、道白，还要测量身高体型。

　　复试完又过去一个多月，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通知书上告知我，去黄岩乱弹剧团报到。我明明是参加黄岩越剧团的考试，为什么会被黄岩乱弹剧团录取呢？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复试当天，黄岩乱弹剧团的书记蔡启松也在现场，他看中了我，就把我招去了他们剧团。

　　1964年9月3日，我到黄岩乱弹剧团正式报到，成为了一名剧团演员。我每天跟着大伙练基本功，进步也快。

　　那时，全国剧团都只能演现代戏，没有古装戏，而现代戏的主角，要求形象高大。我个子不高，只能在戏里跑龙套，或者演一些小人物，比如《沙家浜》里的沙四龙、《南方怒火》里的小北等，我不甘心，就趁着空余时间学习司鼓，学了半年，觉得很枯燥，又转而学琴。

　　来自杭州歌舞团的鲍运时老师，在我们乐队拉大提琴。他手中的大提琴，是当时台州地区的第一把。我对大提琴的音色和表现力很感兴趣，决心想学，因此他拉琴时，我站在旁边看；他不用琴时，我就拿来练习，常常一练就是通宵。鲍运时同时也是台州乱弹第一位作曲老师，他谱的曲子我都会认真听、认真看。

　　鲍老师性格内向，很少与人交往，他也不会主动教我一些东西，但他依然是我艺术道路上的启蒙老师。

　　通过学拉大提琴，我能够“两条腿走路”，既是演员，又是乐手。我往往拉琴时脸上化着妆，台上需要就上台演戏，下来就回乐队拉琴，虽然忙一点，但很有乐趣。

　　02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台州要成立地区级的专业剧团，便以黄岩乱弹剧团为班底，从中挑选了23人，再向各县招生，组建成为台州地区文工团。我也转入了文工团里，主要拉大提琴，兼当演员。

　　1971年，我去杭州参加全省调演。通过与其他剧团演艺人员的交流，我自认在大提琴上足够应对工作，再练下去也意义不大。回来，我又有新的想法，开始有意识地把更多精力花在学习作曲上。

　　学习作曲那时很有难度，书店里没有作曲的专业书籍，我只能去旧书摊里淘，好不容易才找来了几本早期的书籍，如《作曲法》《和声学》《调式概论》等。我跟着书自学，按书里的题目做了大量的自修作业。一旦有机会去上海出差，我都预先带着作业跑到音乐学院找作曲系的老师，给他们看我写的曲子。有人指点，提高就快。

　　1973年，团里要排些小戏、折子戏，我就上手作曲，写了《军民一家》《乡村新风》《牛栏春暖》等作品。团里去部队慰问演出，就采用我写的曲子。

　　后来，革命样板戏被允许移植成为地方戏，在大框架不动的前提下，把音乐进行重新谱曲。我就把《杜鹃山》改编成为台州乱弹，这是我写的第一部大戏音乐，上演后也得到观众的好评，那年我才28岁。再往后，古装戏也逐渐放开，我陆续谱写了《铁流战士》《白蛇传》《状元与乞丐》《杨八姐救兄》《三姐下凡》《意中缘》等多部大戏和十多本小戏、折子戏的音乐唱腔，均为剧团常规演出的保留剧目。

　　1976年，著名作曲家周大风，就是《采茶舞》的作者，在省艺校办了作曲进修班，全省仅招收了9名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周老师的教诲，够我受用一生。

　　1982年，台州地区文工团归椒江市管辖，又与椒江越剧团合并，更名为椒江市台州乱弹剧团。

　　第二年，剧团创作了第一个原创大戏——《拾儿记》。该剧是传统古装戏，由台州本土的剧作家章甫秋先生编剧，由我来担任作曲，杭州话剧团的江波执导。故事取材于黄岩民间故事，很接地气，一经演出，就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

　　我们带着这部戏参加浙江省首届戏剧节，获得了剧本、表演、音乐等多项大奖。《拾儿记》在杭州演出放在胜利剧院，当夜来观摩的，不光有省内的兄弟院团，还有来自江苏、安徽、福建等邻省的院团。我们带去的30本剧本和30本曲谱，成了他们的“抢手货”。

　　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了我们的戏后，当晚就向省文化厅提出，要把《拾儿记》拍成电视连续剧。但浙江省不同意，说省内的剧本，应由我省的制片厂自己拍。后来，浙江省电影制片厂就根据《拾儿记》的剧本，拍成了3集电视连续剧《竹外桃花》。

　　然而，《拾儿记》的轰动过后，剧团就开始每况愈下了。这其中有大环境的原因，当然也有剧团自身管理上的原因。1989年，剧团呈瘫痪状态，无限期停演了。

　　因为现实的困境，我在1985年调出剧团，到临海工业品公司担任副经理，主管行政。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些失落——毕竟我是搞文艺出身的，在企业里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好在离开剧团的这些年，我的文艺活动从未间断。临海有什么排练演出，都会叫我，我也很乐意去帮忙，有几个节目也都在大赛中获奖，只是没有机会作曲。

　　我原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法回到剧团了，谁曾想，命运给予了我一份巨大的馈赠。

　　2004年，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台州市政府决定要拯救台州乱弹。2005年，台州乱弹剧团成立，从金华兰香艺校招收来的30多名学生，成为了剧团的班底。他们复排《拾儿记》《杨八姐救兄》等剧，并举办汇报演出。

　　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些消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台州乱弹“浴火重生”了。

　　2007年国庆节前后，台州市、椒江区两级文化部门的领导找我谈话，要聘任我为台州乱弹剧团的副团长。不过，当时我自己办了个广告公司，抽不开身。过了半年，领导又打来电话，诚挚地邀请我去剧团。

　　去还是不去？我很矛盾。我的妻子、周边朋友都反对——从临海跑去椒江工作，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圈；月薪3000元，并不高；何况我的女儿远嫁杭州，我和妻子相依为伴，我要是离开了，就要分居两地，诸多不便，令我十分矛盾。

　　但讲心里话，我对台州乱弹还是有感情的，在剧团的岁月，是我生命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思量再三，决定：去！

　　2008年3月，我来到台州乱弹剧团。从离开到重回，整整23年。

　　我在剧团里分管业务，主要工作还是作曲。重返后，我写的第一部大戏是《吕布与貂蝉》，前后花了20多天时间定稿，后来又写了《三请樊梨花》《连升三级》《沙家浜》等。《沙家浜》最终没有搬上舞台，但对我来说是成功的，那里面的几首曲子我挺满意。还有《昭君出塞》《小宴》《活捉三郎》《追杀香莲》《天女散花》《老村新路》等十几本折子戏都获得了成功，是团里常态化演出的保留剧目。一些剧目在全国、省、市大赛中获得大奖。谈及此事，我总会有一种成就感。

　　2015年，台州乱弹剧团创作原创大戏《戚继光》，由我担任唱腔设计。

　　戚继光是历史人物、民族英雄，因此在音乐创作上，我和音乐设计杨浩平老师达成共识：演绎民族英雄就要打造民族交响乐，全由民族乐器来演奏，同时，要展示台州乱弹的个性。

　　台州乱弹和绍剧、瓯剧、婺剧等，属于同源异流，它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台州地区的民间音乐、语言道白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台州乱弹有好多曲牌，是其他地方戏曲没有的，这就是个性。我在创作音乐时，就尽量把这些曲牌用进去。

　　在此基础上，我又吸收了台州民间小调的元素，如临海道情、温岭大奏鼓、路桥莲花等，来展示台州地域音乐文化的特征。《戚继光》荣获浙江省“五个一”奖，填补了全市这一奖项的空白。

　　时隔三年，剧团又创作大型现代戏《我的大陈岛》。既然是现代戏，我想唱腔要生活化、口语化，能朗朗上口。音乐素材上，我以台州乱弹为主，并再次把台州滩簧、台州词调融合进台州乱弹，兼而吸收临海道情、温岭渔歌、路桥莲花等台州民间音乐的元素，通过歌剧化的艺术处理，使之既保留台州乱弹韵味，又有创新气息，更富有时代感，是传统戏剧演绎现代故事的一次成功尝试。

　　艺术总是在不断创新中加以完善、升华，台州乱弹的音乐也随着这两部原创大戏的上演，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我去年出了一本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名为《朱冬康台州乱弹音乐作品选集》，这是我个人创作的代表作。我本以为，有一本代表作足矣，但近段时间，我又有了出新书的想法。

　　我想把新书命名为《台州乱弹常用曲牌简析及其应用》，用文字和音乐结合的方式，对曲牌进行分析，再举实用例子进行对比，让读者明白，原来的老曲牌是这样的，经过重新谱曲后是那样的。（陈倩媛）

　　我希望

　　这本新书能对

　　台州乱弹年轻一辈有所帮助

　　也希望这些音乐能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