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古籍文献。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并要求“积极倡导古籍阅读，开展经典古籍优秀版本推荐”。这对于加强经典古籍的深度整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及现代性转化，无疑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经典古籍在精校、精注、精译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因传统观念的制约，对身为“俗文学”的戏曲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学术界和出版界投入的力量相对薄弱。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中，笔者注意到，戏曲类只有《西厢记》和《牡丹亭》。在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古典文学篇目中，则基本以诗词、散文为主，戏曲内容的占比微乎其微。戏曲古籍的学习、推广，任重道远。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戏曲本身的局限性导致其在快节奏的现代大众文化消费中日渐式微以外，更多的可能在于不少人认为戏曲较为通俗，无需作过多的阐释说明；即或对之加以整理，最多也只是进行传统的版本校勘、音义训释、语体疏通，鲜见其他整理形式。事实上，一部剧本最终的归宿是脱离唱腔、表演，成为纯文本的案头读物。作为文本，剧本的各种特征和特色反而成为阅读的障碍。“楔子”“曲词”“宾白”“科介”“宫调”“关目”等，名目繁多的名词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难以分清。笔者认为，既然剧本最终要落实到阅读，何不将之改写为小说故事，这样便于大众接受。借此不仅可以将戏曲的精髓内容广泛传播开来，还可以吸引“学有余力”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剧本原著，从而以“分层阅读”实现戏曲文学的广泛覆盖。比如，南京师范大学年已九旬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陈美林教授，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用准确生动的文笔，将不易阅读的元明清三代杂剧改写为通俗有趣的小说，著成了《元代杂剧故事》《明代杂剧故事》《清代杂剧故事》三书，为此类整理工作探索出了宝贵的经验。今后的戏曲古籍改写，大可以借鉴这样的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突出所选剧目的思想性。现存戏曲体量庞大，“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收录从元代至清末的传奇、杂剧、宫廷大戏稿钞本、刻本、石印本等1193种，部分铅印剧本尚未收录在内。在浩如烟海的各剧种文本中择取剧目进行改写时，应首先突出文本的思想性，力争将传统戏曲中大量劝惩教化封建道德的作品进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化，以期达到“继承先民崇高美德，培养时代的高尚节操，陶冶情趣，提高审美品位”的目标。

　　二是注意照顾剧作原貌。在改写过程中最好不要随意插入原剧之外的成分，尤其不能插入新的故事情节。但这也不是要求一味以原作为准，否则就失去了改写的意义。对原作的改造应以不伤筋动骨为原则，对今天的读者仍然有益的部分应做突出的叙写，对今天的读者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内容则予以压缩、淡化处理。改写的结果应做到故事情节不变、人物性格一致、思想倾向不偏。

　　三是补充说明文字。戏曲故事大多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需要对故事的来源、流传、演变做出必要的交代。剧本的写定者、创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需要略作介绍，以便读者知人论世，避免架空讨论。剧作的思想倾向、艺术价值、后世影响等，应该做简要的分析和综述。前述对原剧的改造中，遇有实在无法略去负面意义的内容，也应当在说明中加以解释，以免今天的读者不明所以，盲目信从。凡此种种，目的都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培养读者对传统戏曲的兴趣。

　　将戏曲剧本改编成小说故事并不是突发奇想的古籍整理形式，其实在中外都有先例。清代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在乾隆年间就有十六回本的小说刊本；李渔的“笠翁十种曲”之《比目鱼》《意中缘》《风筝误》都曾被改编为小说进一步流传。西方文学界也有着改编的传统，比如英国兰姆兄妹就曾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改写成小说，并成为经典。惜乎当代运用这一形式者鲜见其人。20世纪80年代有一些学人出版过好几种改写的本子，但随即沉寂下去，并未形成规模。陈美林教授的戏曲改写实践始于60多年前，彼时为解决学生不易寻得戏曲作品来研读的难题，陆续将一些优秀的戏曲作品重新改写为小说故事供课堂讨论。这些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得以出版，风靡一时，多种杂剧故事集曾被译介为法、英、德等外国语言，《桃花扇》《长生殿》《牡丹亭》还出版了中英文对照本，对扩大中国传统戏曲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全社会努力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大潮下，我们更应满怀热忱地推进古典通俗文学作品的传承普及，适当作符合当代读者阅读兴趣和习惯的改编改写，以多种方式推进古籍的深度整理与现代性转化。（胡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