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黄河万年长，绵绵华夏文明始。作为养育中华亿万儿女的母亲河，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北麓的一缕清泉缓缓流下，绕过九曲十八弯的河套平原，以万马奔腾之势从壶口瀑布倾泻而出，最终在长河落日的美景下汇入浩瀚的渤海。在130多万平方公里的流域内，黄河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凝聚成中国人民坚韧的民族品格与民族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其中第十二章提出：“着力保护沿黄文化遗产资源，延续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黄河文化作为一种深邃博大、涵盖广泛的文化复合体，其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经济成就、哲学思想等方面，也包括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即民间信仰、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从广义上来说，黄河文化是指黄河全流域的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其主要特征来看，黄河文化具有起源性与延续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正统性与典型性、创新性与象征性等核心特征，这些核心特征赋予了黄河文化重要的时代价值。

　　黄河文化的起源性与延续性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源之本

　　黄河文化具有起源性与延续性，中华文明发祥于此，中华民族发源于此。从旧石器时代的许家窑遗址、丁村遗址、下川遗址等，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遗址、中期的仰韶遗址、晚期的庙底沟遗址、龙山时代的陶寺遗址等，再到三代的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湖北盘龙城、郑韩故城、曲阜鲁国故城等，以及秦汉以降的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北宋东京城等，这些遗址不仅见证了整个中国历史绵延不断的持续发展，还反映了盛世文明的伟大记忆与历史成就。在这个漫长发展过程中，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一脉相承；城市、文字、青铜器、农业灌溉、畜牧养殖、宫室宗庙等文明要素熠熠生辉；夏商周三代文明礼仪承袭不曾断绝；儒、道、法、墨等百家争鸣；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代际有承；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尽显风华。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众多元素，其根源均深植于黄河文化之中。

　　黄河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带来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之脊

　　黄河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沿黄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水乳交合之地。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恢弘雄伟的汉长安城，抑或是气象万千的汉魏洛阳城等，这些黄河文化主地标不仅见证了炎黄时期多部族的融合、秦汉时期汉民族的形成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多民族的交融，更蕴含着“尚和合”“求大同”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意识。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黄河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纽带。“邦畿千里，维民所止”，从先秦时代起，中华大地的锦绣河山就是在各族先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开拓中奠定了蓝图。黄河文化恰恰能凸显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华疆域的悠久历史。通过对重大考古遗址的展示与挖掘，能够充分证明黄河流域的中原先民与边民是在不断的交流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核心、凝聚“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通过梳理黄河文化可以为将众多见证民族融合、开疆扩土的重要沿黄历史遗迹加以系统保护、重点展示与有效传承提供支持，让中华儿女都深刻感受中国“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光辉历史。

　　黄河文化的正统性与典型性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妙之魂

　　黄河文化具有极其显著的正统性和典型性。发达的农业经济是黄河流域始终位于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支撑。依托先进的生产力，黄河文化发展出了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丰富内涵和深厚思想传统，创造了代表当时中国最先进物质文化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文明成就。以能代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高发展水平的都城遗址来说，无论是双槐树遗址、陶寺遗址、王城岗遗址，还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丰镐、洛邑，都说明黄河文化长时间占据中华文明的发展主流地位。汉唐时期西安洛阳双京闪耀，五代北宋开封异军突起，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最具正统性的文化象征大都孕育于黄河流域。

　　从典型性来看，黄河文化可谓是集传统文化精华之大成者。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佛教思想不断碰撞而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和经典著作，还是文学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百花齐放，都是黄河文化汲取各地优秀传统文化书写在中华大地上的璀璨篇章。可以说黄河文化用自身的正统性和典型性时时刻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呼吸命运。

　　黄河文化的创新性与象征性塑造了坚定自信的文化之光

　　黄河文化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其在绵延发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不断吸收各地的先进文化和生产经验。古代文献就记载了嫘祖发明桑蚕养殖技术，仓颉创制文字，黄帝造舟车、作《黄帝内经》并教民众顺四时播种百谷草木、驯化鸟兽等。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并非全部为真，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说明黄河流域古代先民不断进行创新创造。这些可以在黄河流域的众多考古遗址中反映出来，无论是巩义双槐树遗址的桑蚕牙雕，还是襄汾陶寺古城的古观象台，抑或是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的城壕布局和版筑技术，以及之后偃师二里头的“井”字形道路布局、都城规划、绿松石龙形器和青铜冶炼技术，这些重要考古发现都有力地证实了黄河文化是在不断创新中赓续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

　　黄河文化还具有显著的象征性。从文字发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最早的契刻符号，之后考古学家又在安阳殷墟发掘出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文字体系——甲骨文，随着商周金文到大篆再到秦始皇时期小篆出现，以及许慎《说文解字》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汉字文明每一次最具象征意义的历史节点都产生于黄河流域，孕育自伟大的黄河文化。从以上角度来看，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外部优秀文化融合创新的产物，亦是中华文明不断更新自我、奋力创新的具象表征，是我们坚定自信的文化之光。

　　综上所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事关中华文脉的绵延赓续，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加强对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不但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其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更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增进民族团结的时代需要。（张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