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艺在中国的文艺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从学者普遍认可的定义看，主要是指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最早界定的是文学，后来也包括戏剧、绘画、音乐、雕塑、舞蹈、影视等其他文艺形式。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红色文艺不仅包括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也包括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牛虻》等外国红色文艺，甚至有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会将其范围扩展到现当代具有红色基因的文艺作品，如豫剧《朝阳沟》、小说《暴风骤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在所有的红色文艺中，那些影响广泛并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被视为“红色经典”，成为后来多种文艺题材特别是现实题材文艺创作所致力追求的范本与标杆。

　　红色戏剧及其文化精神

　　与红色文艺一样，红色戏剧主要指的是革命历史题材戏剧作品，如歌剧《白毛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红色戏剧的魅力，首先来源于其精神内涵，即危险面前的视死如归、追求真理的坚强不屈、家破国亡的挺身而出以及面对弱小的深切同情等。这些伟大的、刚毅的、进取的、昂扬的、平等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换句话说，革命历史题材戏剧之所以常演常新，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承载着融入我们民族血液中的文化精神，这精神一代代传承，成为我们视之为珍宝的红色基因。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渔家女”韩英，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老百姓家中最平凡又是最智慧、最刚毅又是最柔情的中国“女儿”，她面对生活积极乐观，面对乡邻和蔼可亲，面对敌人智勇双全，面对牺牲大义凛然。她朴实、善良、机智而勇敢，为了心中“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理想信念，甘愿牺牲自己。这是一种精神，是信仰支撑起的伟大精神，也是红色戏剧最常表达的文化精神。

　　红色基因浸润下的戏剧人物

　　说戏剧，必离不开人物，人物是戏剧的核心。无论是具有超越时空性的红色经典还是创作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的“活报剧”，戏剧人物都是戏剧作品绕不开的主体。韩英、江姐、田玉梅、李铁梅、严伟才、杨子荣……他们都是英雄的儿女，更是戏剧中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主要是因为他们身上所秉承的优良品质，这种品质既有朴实的、自发的人的良善，又有生活、时代和家国锻铸的精神品质，也即我们前面所说“坚强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可贵不仅是革命的信仰的可贵，还有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思考与表达，对同胞、民族和家国的认同、捍卫和爱。从这一角度看，现实题材戏剧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形象都从红色戏剧中汲取了不少的养分。如豫剧《焦裕禄》中的焦裕禄，他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签文件的县委书记，更不是一个喊口号的“正面人物”，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思考、有困惑、有犹豫、有挣扎的真实的“人”，其次他还是敢于担当、求实为民的“英雄”，敢于在高于自己职务的人面前说“不”，善于在恶劣的环境中求“真”。他虽没有生活在战争年代，但是他的选择一样经受着巨大的考验。所以最后，“百姓歌”里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你是重还是轻；老百姓心里有面镜，知道你是浊还是清。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千万条树根把大树撑”说的虽然都是老百姓的俗话，但是通过焦裕禄的口传递的是一种真实而客观的党群关系的价值判断。

　　红色戏剧故事的多样呈现

　　红色戏剧故事和戏剧人物一样，虽已远离了我们，但是其文化精神，特别是这些精神凝聚而成的文化基因却镌刻在我们的血液里和灵魂深处。当下，在社会大转型时期价值体系艰难重建的过程中，再度回望或阐释红色经典、开拓红色戏剧的纵深面已成为不少艺术家着力的重点。如张曼君执导的京剧《红军故事》、闽剧《生命》、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等，都是红色戏剧的一部分，它们或以小见大映现时代精神、或开拓技艺空间塑造人物形象、或以喜剧寓言呈现人物灵魂……多样的表达汇聚成红色的美的呈现，让观众透过故事看到了信仰所指明的方向。现象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创造了极致的享受、感动和震撼，不仅填补了中国相关题材舞剧的空白，而且致敬了永不褪色的爱与信念。杂技剧《战上海》以挑战极限的精神诠释了红色戏剧所可能抵达的另一个方向。当然，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也是红色戏剧的另一种表达，如川剧《江姐》、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婺剧《红灯记》等，都在不同的层面拓展了红色经典的表现力，特别是红色经典与地域文化艺术样式的深度融合。北京人艺的《香山之夜》在艺术创新上走得更加超前，用两个人的隔空对话、记忆闪回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攸关中国未来走向的重大历史，并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明天的历史必然。

　　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红色题材戏剧创作正是以艺术的方式探寻红色文化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重要载体，一部部鲜活而感人的作品既有力地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又是我们党、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景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