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戏剧艺术历史悠久，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文化更是底蕴厚重，千百年来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陕西话剧创作精品迭出，呈现井喷现象，一时间形成戏曲与话剧一体两翼的陕西戏剧生产发展格局。除了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安易俗社、西安三意社等为代表的享誉全国的秦腔艺术院团持续演出外，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和西安话剧院先后推出了多部话剧佳作。《白鹿原》《平凡的世界》《麻醉师》《柳青》《路遥》等社会反响较好，荣获了各类国家级奖项。新排话剧《主角》更是未演先红，全国巡演反响热烈。毋庸讳言，当前陕西话剧已经跻身于全国话剧创作前列，成为继文学陕军、中国西部电影、长安画派之后，中国当代文艺生产又一“陕西现象”。

　　我们不禁要问，话剧“陕西现象”植根的内在生命母体是什么？不难看出，话剧“陕西现象”得以形成和兴盛与早年陕西作家群和陕西文学的崛起有很大关系，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得益于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西安话剧院两大院团较强的政治站位、“文化嗅觉”与敏锐的市场观念，离不开以唐栋、孟冰为代表的国家级一流编剧的亲自“操刀”创作改编，还有陕西省政府倾力给予话剧创作、编排的专项支持。然而，回看陕西人艺的“茅奖三部曲”和西安话剧院的《柳青》《路遥》等剧作，陕西文学给予话剧丰盈的“文学性”滋养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享誉全国的陕西作家群体及其经典文学作品，俨然成为话剧“陕西现象”生成最重要的“叙事母体”和创作源泉。

　　陕西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学传统久远，诗经乐府传诵千古，汉赋唐诗树起古典文学的巅峰。革命战争年代，延安文艺掀起了革命文艺创作的高潮，涌现出了《保卫延安》等佳作。新时期以来，“陕军东征”在全国文学界引起轰动，确立了陕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受“延安文艺”革命文学创作传统影响，以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陈彦等为代表的当代陕西作家，创造了以“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为底色的恢弘文学画卷。话剧“陕西现象”就发轫于“文学陕军”的现实主义传统，无论是陕西人艺的“茅奖三部曲”，抑或西安话剧院以柳青、路遥为人物原型的话剧创作，无不凸显着时代变革携带的历史现场，将社会转型背景下“人”的个体的生命张力进行了饱满体现。

　　心怀人民、直面现实是陕西作家一直以来秉承的优良传统。陕西作家群有着超越地域文化、直面中国历史重大变革的现实主义情怀和“史诗性”笔法。而此种情怀与笔法映射到文学作品中，则呈现为陕西文学的“寓言”性。陕派作家笔下人物命运时刻回应着时代的现实问题，饱含着对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深刻思考，也凸显个体社会身份转型、生命经验的转换。正是在这个意义维度，陕西文学的突出成就深深地影响了当代陕西话剧的发展。话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柳青》《路遥》《主角》等佳作既在重现陕西文学精神，转化利用陕西文学资源，又以舞台叙事形塑着“文学陕军”的厚重历史内容。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和西安话剧院的话剧生产，均以鲜明的“人民戏剧”传统和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向“文学陕军”的经典作品致敬。

　　具体而言，实现文学陕军经典到陕西话剧舞台的“文本”转换，涉及文学改编的戏剧化、文学“深度关照”等问题。话剧改编必然涉及对原作的多叙事线索删减，营构出符合戏剧情境的人物行动、矛盾冲突与人物性格。比如话剧《白鹿原》就删去了私塾徐先生、皮匠、地下党员韩裁缝等“人物枝蔓”和“闲散情节”，以两条主线架构全剧。围绕土地展开的白嘉轩、鹿子霖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是全剧的冲突中心，另一条则是封建文化内部人性与宗教的原始抗争。双线互为表里，集中紧凑地呈现传统乡土社会濒临崩溃时内部的挣扎与外部的不适；《平凡的世界》则从百余万字小说中提炼出四组爱情关系，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贺秀莲、田润叶与李向前、郝红梅与田润生，这些情节形成的情感张力在话剧舞台上得到充分呈现，彰显了主创谙熟于心的戏剧思维；与小说《主角》中忆秦娥成为秦腔名伶并被迫卷入纷争的两条主线不同，话剧《主角》则紧扣忆秦娥学艺、从艺的艺术生涯，以及她与四个男人的情感纠葛展开，展现出忆秦娥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和人情冷暖，直观、立体地描摹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人生百态。显然，话剧艺术既与文学经典前期审美经验积淀有关，又是一种独具美学魅力的舞台话语“叙述”。

　　另外，充当叙事“道具”的地域民俗文化也是陕西话剧舞台最为显眼的“景观”标识。地道的关中、陕北乡音，充满民俗风情的陕北窑洞，激越悲壮的秦腔、老腔各具风情，尤其《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这三部话剧均通过本色的陕西方言直抵人心。《白鹿原》特意就陕西元素进行了舞台化用，比如，挂着“仁义白鹿村”牌匾的祠堂，既是祭拜祖宗获得身份认同的特定“场所”，也是村规乡约、宗族道德的“地理空间”依托，宛若“族长”规范宗族的伦理秩序。更有华阴老腔、牌楼等极富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其鲜明的隐喻性促成剧作主题烘托与升华；话剧《平凡的世界》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象征命运轮回的石碾子。划破天际的陕北信天游，粗犷、唯美而不乏诗意，道出了孙少安、孙少平们在时代变迁面前平凡而又曲折的人生；话剧《主角》则匠心独具地将叙事推进与秦腔经典剧目有机结合，《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等秦腔剧目的融入使观众在欣赏话剧的同时，亦能感受到传统秦腔艺术的舞台魅力。从这个意义而言，陕西话剧用极富地域色彩的导演思维与舞台实践，为当下的话剧发展提供了颇有特色的参照路径。

　　话剧“陕西现象”的形成离不开陕西文学的全面“滋养”。陕西话剧作品自觉继承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挖掘本土文学资源进行戏剧改编，成为陕西院团主创们一种自觉且明确的“意义”追求与“形式”再现。小说《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主角》等内蕴的“文学性”，以及柳青、路遥等陕西作家极富个体感召精神的“轶事”，使得陕西话剧从一开始就在寻求如何完成话剧与文学的跨“文本”互文。显然，话剧舞台相应地激发了受众群体对“文学文本”“文学事件”的新阐释和新的审美期待。尤其柳青、路遥、陈忠实极富“献身文学”的创作精神，成为话剧褒扬与再现的“中心意义”。不言而喻，“文学陕军”形塑的梁生宝、白嘉轩、孙少平等人物形象已然成为基于文学的新创作、新解读和新体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建构的“文学世界”业已深深内嵌于陕西话剧作品中，并成为一种更为广发的审美背景。（李有军 系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