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科学意识和保健意识的增强，近几十年来，端午民俗产生了一系列变化，民俗事象有增有减。”

　　来到浙江嘉兴，在5月13日举办的“端午与文明生活：2021嘉兴端午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秀谈起了嘉兴端午民俗的“增”与“减”：传统的打蚊烟、在屋宅里洒雄黄酒、在门上挂符等传统习俗消失不见了；嘉兴人如今还依习惯提到“吃五黄”，可是，“五黄”中的雄黄酒，因雄黄不利人体健康，也被舍弃；而传统的戴香包、吃粽子的习俗却有增无减，香包和粽子的范围和种类都有所增加。

　　如杨秀所说，生发于民间的节日习俗千变万化，可不管怎么变化，端午民俗的精神价值却一以贯之——在此次由中国民俗学会、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1嘉兴端午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传统节日习俗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端午习俗中的文明意识与行为”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研讨会现场

　　在研讨会的众多主题中，“防疫信仰与仪式”“卫生习俗”等与当下社会息息相关的主题引来大家的普遍关注。

　　“在过去，山东半岛的农村里有端午节洁目的习俗——在端午节当天，太阳出来之前，村民们要到野地里去收集艾蒿上的露水，清洗眼睛，据说洗过以后，一年不得眼病。”说起端午习俗中的防疫仪式，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从军介绍，端午节洁目的习俗源自农村常见的“红眼病”，“‘红眼病’是一种传染病，很大程度上是因家庭成员交叉使用洗脸水和毛巾而得，对于淡水资源紧缺的山东半岛来说，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张从军表示，在古代，人们对有香气的艾蒿的崇尚，逐渐演化至相信艾蒿可以避邪驱魔，艾蒿上的露水也就具有了神圣的成分。

　　说起端午节的防疫和卫生习俗，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土有认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往往包含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感恩，感谢自然的恩赐、祖先的护佑；二是协调，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身心的关系；三是指导，指导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

　　对于端午节来说，“尤以‘协调’功能最为突出。”郑土有指出，端午之后往往会气温升高，湿热渐盛，各种真菌、细菌大量繁殖，人易生病，瘟疫也更易流行；同时，百虫活跃，蚊蝇大量滋生，易传播疾病——因此民谚有“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的说法。“所以，端午节挂艾悬蒲、佩戴香囊、饮雄黄酒，是为了防虫、驱虫；芳香清新的艾叶能祛除毒气，除污浊，净化空气，保持室内清洁卫生，起到消毒防疫、驱瘟辟邪的作用。”郑土有认为，这些民俗蕴含了人们对生存环境与自身健康关系的认知，“在端午这个特殊的时期，通过民间习俗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们适应自然的变化、化解自然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因素，达至身心健康的目的”。

　　当然，随着人们对卫生知识的掌握更具科学性，诸如对艾蒿上的露水“神圣化”的认知也逐渐消失。但端午习俗中的防疫和卫生观念仍有价值，“端午习俗中防疫的方法应与所处时代背景相适应，防疫精神的继承应主要聚焦在文化层面。”杨秀表示，端午习俗中的防疫和卫生观念在今天仍有其文化意义。

　　正如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叶涛所说，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防疫抗疫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端午文化中的卫生习俗和防疫仪式契合了当代追求文明生活的社会需求，值得深入探讨”。

　　“传统习俗的背后，都蕴含着古代人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思维。”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认为，古代中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和主观想象的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先民在观察和想象的过程中抽象出来了一套完整的时空观念，结构出一整套世界构造和运行逻辑，从而建立起了中国古代的时间文化体系。这一时间文化体系将四时万物变化的规律或总趋势高度概括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个阶段，对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和气候都有系统的描述。”而古代端午习俗，就是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中形成和展开的。

　　来自于古人认知自然的智慧，传统习俗为什么又会在当代发生“增”与“减”的变化？杨秀表示，面对现代科学、医学，以及相关法律条文的变化，一些传统习俗遭遇到了挑战，甚至渐渐被移除。“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也是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在当下面临的新问题，值得认真探讨。”（邓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