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黄海波、张典标、刘良恒　　

　　短短十天时间内，两度走进人民大会堂，一次是见证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性时刻，一次是行使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参加今年两会的人大代表中，不少人刚刚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他们既是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参与者，也将继续争当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移。两者如何有机衔接，成为今年两会热议话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邀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真知灼见。

　　办好“移民夜校”赋能易地搬迁户

　　“没有就业，搬迁群众留都留不住，谈何发展和奔头？”5年前群众刚搬下山时，罗应和最愁的就是搬迁户问他，“书记，你能不能给我找点活干？”

　　谁都知道搬迁户要搬得出稳得住，得靠就业岗位。可罗应和带着他们去应聘，却吃了“闭门羹”。那一次，他带着35名易地搬迁群众到一家企业面试。刚一进门，企业负责人就直接拒绝：“小罗，你带来的人，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我不敢要。这些搬迁户要么三天两头旷工，要么不讲个人卫生，公司的白墙上被甩的鼻涕还少吗？”

　　“如果这些陋习不改掉，企业哪怕就在家门口，我们也只能隔墙相望。”当过兵的罗应和想到了开办免费的“移民夜校”，像部队练兵一样训练易地搬迁群众，当初罗应和也是在部队里改掉了自己身上的一些陋习。

　　“移民夜校”实现了对新民社区5000多人的全覆盖，培训内容小到穿衣、过马路，大到一整套技能培训。“夜校也严格，教站姿的时候，就算蚊子咬，也不能动一下。”罗应和说，“夜校的目的，就是尽快让搬迁群众，从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和新市民。”

　　培训效果立竿见影。一段时间后，罗应和再次带着38个人到企业面试，结果全部录取。企业负责人说，搬迁群众个个精神抖擞，和过去相比，简直换了个人。

　　如今，新民社区1410户中，户均实现了两个就业岗位，还有623户群众买了车。社区“移民夜校”也越办越大，甚至吸引了周边社区群众参加。

　　面对乡村振兴，罗应和认为就业依然是“牛鼻子”。在他看来，易地搬迁户在扶贫车间里从事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从产业链来看，也只是负责加工，不对接市场销售，利润率低。要想做大做强易地搬迁社区的产业，需要懂市场的人才来支撑。

　　他建议畅通招人用人机制，引导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特别是易地搬迁子女回到家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

　　非遗技艺在乡村振兴中大有作为

　　石丽平的“档期”很紧。2月11日，她作为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苗绣传承人，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2月25日，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几天后，她又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两会。

　　接连在全国人民面前“露脸”，给石丽平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一阵子，村子里原本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哗哗哗像树叶一样飘回来，重新捡起苗绣技艺。”很多“90后”“00后”告诉她，在外生活期间，一直不敢穿苗族服装，怕被别人笑话。而听了石丽平在总台春晚舞台上那番话之后，下决心回乡参与苗绣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春晚舞台上，石丽平铿锵有力地说出：“我叫石丽平，是贵州松桃苗绣第七代传承人，我要用传统手工艺为美丽乡村建设增光添彩。”

　　从2000年起，石丽平花了八年时间，走遍贵州苗家的村村寨寨，搜集整理苗绣资料，挖掘保护苗绣技艺。2008年，石丽平成立松桃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目前累计已带动4000多户贫困群众就业，产品远销国外。许多周边省市的苗族绣娘也加入她的队伍中，让这项指尖技艺真正转化为指尖经济，把贫困地区的文化优势转化成了经济优势。

　　石丽平注意到，不少民族地区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瓶颈，她建议把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区分开来，用产业发展反哺非遗传承，实现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

　　在调研中，石丽平还发现一些非遗工艺品在产业化过程中面临市场竞争能力不强的问题。

　　“非遗传承人要勇敢地根据市场需要创新产品，非遗不应该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应该是具有强大的适应力和生命力。”石丽平说，“非遗产业化要勇敢地在市场竞争中打造品牌，乘风破浪，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既有的消费扶贫订单。”

　　将党小组建在振兴富民产业上

　　在连村联创重点扶贫产业园，谭泽勇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谭指挥”。

　　这次进京参加全国两会，他随身带了三样“宝贝”：土鸡蛋、富硒大米、血橙。“酒香也怕巷子深，货好也得靠吆喝。”他对记者说，希望借助全国两会，为村里的土特产打打品牌、做做宣传。

　　熟悉谭泽勇的人都知道，他把村里的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大会小会，只要在场，他都会抓住一切机会宣传推介，争取上级支持。

　　1996年，年仅27岁的谭泽勇，当选楠木桥村村支书。当年的“小年轻”，如今已年过五旬，谭泽勇说自己这些年辛苦是值得的，因为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自己也收获了无数荣誉：全国劳模、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脱贫‘摘帽’以后，乡村振兴怎么搞？所有人都在问，没有固定模式可以参考，一切都要立足于本地实际。”谭泽勇认为，推动乡村振兴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继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在脱贫攻坚中，楠木桥村与周边8个村抱团发展，在原有9个村党支部的基础上组建联合党总支，成为“一线联合指挥部”，下设20个抱团攻坚党小组，并将党小组建在富民产业上，保证9个村11个产业都有党小组，33个产业基地都有党员致富能手。

　　“一产业一小组、一基地一旗帜。”谭泽勇说，“连村联创”的党建模式，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

　　二是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他向记者提到一个例子，楠木桥村残疾人谭荣军，原本连孩子学费都交不起。村里为他担保贷款5万元养猪养牛，并动员他加入了养殖专业合作社，请来专业技术人员服务。现如今，谭荣军家年收入达到40多万元。

　　“发展乡村产业，没搞成的也多，风险不小，不能拍脑袋上项目，也不能盲目跟风。”谭泽勇说。

　　三是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在脱贫攻坚中，楠木桥村等9个村党支部率先探索出“一授二免三优惠四防控”的扶贫小额信贷模式，保证贫困户都能贷款创业，破解了资金瓶颈制约。

　　“进入乡村振兴阶段以后，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切实解决农村‘贷款难’等问题，支持农民创新创业。”谭泽勇说。

　　留守儿童隔代监护政策需更细化

　　“刚来这里时，教室里只有一块黑板和拼凑的课桌椅。我真想抬脚就走，但看到孩子们那种求知的眼神，我还是先待一会儿吧。”

　　这一待，就是整整40年。40年间，支月英从未离开过乡村教育一线，托起了两代山里人的未来。

　　“早些年山里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家里不太乐意让他们上学，认为以后反正都是别家的人。我就上门去叫，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第一次去，家长还很有礼貌请我吃饭，第二次去就嫌我烦了，说读不读书关你什么事？”支月英回忆说，学生大冬天没有袜子穿，她就给买双袜子；学生交不起学费，她垫付了，“能温暖一个是一个”。

　　学生毕业成家离开山里去了更远的地方，支月英在原地坚守，学生的孩子又成了学生。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教学点告别了坑坑洼洼的泥巴路，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已不再有人辍学。

　　面对乡村振兴，支月英最关心的是留守儿童。“国家出台了相关意见，为关爱留守儿童提供了基本遵循，但是他们的教育问题还存在一些短板。”支月英说，农村留守儿童往往和留守老人生活在一起，隔代监护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也需要更加细化的政策措施。

　　她身边不乏这样的案例。老人精力有限，加上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做到让留守儿童吃饱穿暖，缺乏情感交流和人格教育。

　　“现在很多留守儿童也有了手机，放学回家就抱着玩到很晚，早上赖床不想起，爷爷奶奶管不住。”支月英对此颇为担忧，好几次跑到学生家里去叫起床。

　　更多的时候，她会把学生在校园里开心的时刻、进步的表现，拍下来发给外地务工的家长——有些也是她以前的学生。“我叮嘱他们，有空多给孩子打打电话，常回家看看。”

　　一生只为一件事，支月英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奉献了最好的年华，还将继续为乡村振兴积蓄希望和力量。

　　这个距离奉新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教学点，最多时有上百名学生，现在连学前班在内，还剩下9名学生。但她乐见留守学生越来越少，就像学校校徽一样，三棵绿树之间一只白鸽展翅腾飞，奔向各自的星辰大海。